和洛阳白马寺、巩义慈云寺有关的几个问题

——从《大河报》的文章说起

洛阳白马寺，被称为“中国第一古刹”，是中国汉地的第一座佛寺，中国佛教的“释源祖庭”。这是中国佛教界、佛教史界历来所公认的。

慈云寺，位于今巩义市区东南大约25公里的青龙山中。这里青山四合，万木葱茏，环境清幽，别有洞天，是一处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。

自2007年9月20日起，《大河报》先后发表了数篇围绕白马寺、慈云寺、谁是“释源祖庭”的文章，在部分读者中引起了议论。客观地说，《大河报》所刊发这几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、提法是难于成立的。

一、关于“中国第一古刹”

白马寺是中国汉地最早的佛寺，古代文献多有记载。

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曰：“于是发使天竺，写致经像，始以榆木党盛经，白马负图，表之中夏，故以白马为寺名。……金光流照，法轮东转，创自此矣。”
北魏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曰：“白马寺，汉明帝所立也，佛入中国之始。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。”

北齐魏收《魏书·释老志》曰：“……愔之还也，以白马负经而至，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”，“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，自此始也。”

南朝梁释惠皎《高僧传》曰：“摄摩腾，本中天竺人……愔等于彼遇见摩腾，乃要还汉地……至乎洛邑，明帝甚加尝接，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，汉地有沙门之始也……腾所住处，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。”

同书又曰：“竺法兰，亦中天竺人……时蔡愔既至彼国，兰与摩腾共契游化，遂相随而来。……既达洛阳，与腾同止。”

还有其它很多古代文献，这里不再一一引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古代文献都不曾提及慈云寺。

这些文献，不但时间早得多，其权威性也决非一、二篇明代的普通碑文可比。何况，即使在《大河报》的文章中作为主要证据的明代虞廷玺所撰的慈云寺碑文中，也明明写道：“……汉明帝永平七年，有僧摩腾、竺法兰始创白马寺于洛阳城东，既而云游此山，因其山川之秀，遂开慈云禅寺。”请看这篇碑文明确告诉人们：“始创”白马寺，“既而”开慈云祥寺，白马寺在慈云寺之前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：“寺”，本为中国古代官署的称谓，自白马寺始，逐渐演变为僧院的泛称。宋代高承《事物纪原》曰：“汉明帝时，自西域以白马驮经来，初止鸿胪寺，遂取寺名，置白马寺，即僧寺之始也。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至今，在白马寺，在全国各地的许多佛寺中，仍保存有不少早于明代的碑刻，它们都记载着白马寺为中国汉地最早佛寺的这一史实。

2004年7月5日，军委主席江泽民参观白马寺，曾亲笔为白马寺题字：“中国第一古刹”。这是完全符合中国佛教史史实的。

至于说，在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内地、创建白马寺之前，在我国西部边陲地区，即今天的新疆、甘肃等地有无佛教建筑，这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，这里就暂不作讨论了。

二、关于“释源”、“祖庭”、“祖林”

在今日白马寺所存的古代碑刻中，刻有“释源”、“祖庭”四字者，尚为数不少，且其中有多方古碑是早于明代的。由此可知，至迟在元代，洛阳白马寺就有“释源”、“祖庭”之称了，而不是像《大河报》文章所说的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旅游热兴起的时候才“倒向”白马寺的。

元代至元三十年（1293年）所立《扶宗弘教大师奉诏修白马寺纪实》刻石，即是由“释源住持嗣法小师、讲经律论沙门净印立石”。

元代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所立的《龙川和尚遗嘱记》刻石，首行即题：“故释源开山宗主、赠司空、护法大师龙川大和尚遗嘱记”等字样。

元代延祐元年（1314年）所建的《故释源宗主宗密圆融大师（即元代白马寺住持慧觉）塔铭》，标题及文中都有“释源”字样。

元代至顺四年（1333年）所立的《洛京白马寺祖庭记》碑，碑文中即称白马寺为“祖庭”、“释源”。

另据元代纳新《河朔访古记》所载，元代“大元重修释源大白马寺赐田功德之碑”碑文中，也称白马寺为“释源”。惜此碑今已不存。

再从元代大德七年（1303年）龙川和尚塔志中的“宣授”“释源宗主”，延祐元年（1314）宗密圆融塔铭中的“诏以为释源宗主”等可知：自迄今资料所见的元代第一位释源宗主龙川始，当时的四位“释源宗主”都是由皇帝赐封的。

摄摩腾、竺法兰二高僧卒于洛阳、卒于白马寺，古代文献、碑刻亦多有记载，他们“二老”和青龙山慈云寺的“祖林”毫无关系。

南朝梁释惠皎《高僧传》曰：“摄摩腾……后少时，卒于洛阳。”

同书又曰：“竺法兰……后卒于洛阳，春秋六十余矣。”

北齐魏收《魏书·释者志》曰：“……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。摩腾、法兰咸卒于此寺。”

现保存于白马寺的宋代崇宁二年（1103年）刻石，刻有宋徽宗“圣旨”：追封摄摩腾为“启道圆通大法师”、竺法兰为“开教总持大法师”，旨“下西京白马寺”，“今后每迂圣节，各许进奉功德”。

清代如琇《洛京白马寺释教源流碑记》曰：“至宋淳化间大旱，帝命中使祷于二尊者，发圹请雨，仪貌如生，甘霖普降，灵应如响。”如果可以单用一方碑文作为证据的话，那么这篇碑文就记载了：当宋代皇帝派人打开白马寺内的二位印度高僧墓时，还看见二高僧“仪貌如生”呢！他们的“灵骨”、“灵魂”怎么会安奉在青龙山慈云寺“祖林”的舍利塔呢？《大河报》的文章说：“试问天下哪位和尚是封土而葬的呢”？这话问得太绝对了，众多文献记载明确：享誉天下的唐代玄奘大师就是“封土而葬”的。

还有，摄摩腾、竺法兰居住白马寺期间，曾经译出了不少佛教著作，从而为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奠定了基础。而这正是白马寺作为中国佛教“释源”、“祖庭”不可或缺的一个必备条件。

南朝梁释惠皎《高僧传》曰：“腾译《四十二章经》一卷，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。”

同书又曰：“（竺法兰）少时便善汉言，愔于西域获经，即为翻译，所谓《十地断结》、《佛本生》、《法海藏》、《佛本行》、《四十二章经》等五部……唯《四十二章经》今见在，可二千余言。汉地见存诸经，唯此为始也。”

“大元重修释源大白马寺赐田功德之碑”曰：“汉永平年中，摩腾、竺法兰以白马驮经，至（自）于西域。初假馆于鸿胪，后即东都雍门外建白马寺，为译经之所。”

东汉之后，曹魏时中印度高僧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本佛律《僧祗戒心》；印度僧人康僧铠在白马寺译出《郁伽长者所问论》、《无量寿经》；西晋高僧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《文殊师利净律经》、《魔逆经》、《正法华经》等。这些都是彪炳佛籍的中国佛教早期的高僧大德和重要佛学著作。

可以这样说，既称之谓中国佛教的“释源”，必有早期的弘法译经活动；如无，那怎么配称“释源”呢？如勉强称之，不管是明代人还是今人，都会给人以名不符实之感。

至于“祖庭”，若论整个中国佛教的“祖庭”，只能是一个，即洛阳白马寺；而后世的各宗各派，都可有自己的祖庭，如少林寺为“禅宗祖庭”、临济院为“临济祖庭”等。从《大河报》的文章所提供的资科看，在明代南宗顺之前的一千多年里，是没有人将慈云寺称为“释源”、“祖庭”的。从这一点上说，南宗顺仅仅根据“窃闻”就大胆“创新”，是犯了“不妄语”之戒的。

三、关于汉代佛寺

1989年，林梅村先生发表《洛阳所出佉卢文井栏题记—兼论东汉洛阳的僧团和佛寺》一文称：“这条题记首次以实物证明，东汉京都洛阳有佛教僧团和寺院，年代约在灵献（179—190）之际”，“该寺院很可能在汉魏洛阳故城西雍门外。”这是十分严肃的科学结论。

汉代白马寺在哪里？什么样子？据对汉代洛阳雍门位置的考古资料推算，汉代白马寺大体即在今白马寺一带。

汉代白马寺，不是国宾馆鸿胪寺，也不是由鸿胪寺所演化而成。它既是礼佛修行的场所，也是弘法传教场地。二位印度高僧圆寂后更没有“挖坑埋在国宾馆”。

东汉牟融《理惑论》曰：“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……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，于其壁画千乘万骑，绕塔三匝……”南朝梁释惠皎《高僧传》曰：“摄摩腾……至乎雒邑，明帝甚加尝接，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……”“立精舍”自然不是鸿胪寺。“大元重修释源大白马寺赐田功德之碑”曰：“摩腾、竺法兰……初假馆于鸿胪，后即东都雍门外建白马寺，为译经之所。”这条资料可能接近事实，即二印度高僧初来洛阳，先暂往鸿胪寺，后即专为他们修建了寺院。

北齐魏收《魏书·释老志》说：“自洛中构白马寺，盛饰佛图（即塔），画迹甚妙，为四方式。凡宫塔制度，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，从一级至三、五、七、九，世人相承，谓之浮图，或云佛图。”刘敦桢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说：“据记载早期中国佛寺的平面布局大致和印度的相同，以塔藏舍利（佛的遗骨），是教徒崇拜的对象，所以塔位于寺的中央，成为寺的主体。”包括白马寺在内的中国早期佛寺，其建筑是依照古印度大乘佛教兴起时期，佛事以塔为主体、塔在寺院中心的布局形式，佛事活动则主要是围绕着佛塔进行的。直到北魏，依然是塔在寺院中心的布局。

《三国志·吴书》曰：东汉末年人笮融“大起浮图祠，以铜为人，黄金涂像，衣以锦采。垂铜盘九重（即以金属制作的刹，是印度窣堵波的缩影），下为重楼阁道（即多层的木构楼阁），可容三千人，悉课读佛经。”《后汉书》所记与此相同。这段关于东汉末年以塔为主体建筑造像立寺的记载，为探索东汉前期白马寺的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和白马寺大体同时的佛寺还有哪些？《嵩山志》曰：“法王寺（创建于永平十四年，公元71年）地势高敞，背负嵩岭，俯瞰二熊诸山，排列如拱，嵩前第一刹地。建自东汉永平，与洛阳白马寺最为首刹。”

《清凉山（五台山另名）志》记载，五台山之显通寺，初名大孚灵鹫寺，也创建于东汉永平年间。

嵩山大法王寺，五台山显通寺，其有关文献、碑刻资料都较巩义慈云寺多而且可靠，在佛教界的影响也较慈云寺大得多，并且都和摩腾、竺法兰二高僧有关。但这两个寺院都不曾称“释源祖庭”，也不称“私家道场”。至少就我所见到的资料是如此。

至于巩义青龙山的慈云寺，有关文物部门已经作了大量工作。但如果单就文物研究和文物保护的角度而言，要最终被确认为汉代佛寺，还有很大距离，还要补充更多的材料。当然作为一种发展当地旅游业的宣传，则不必过加苛求了。

四、关于河南府、虞廷玺

虎牢关，为古都洛阳的东大门。虎牢关以西，包括今日巩义市、登封市，自古以来数千年中均属洛阳，只是到了1949年（新中国成立的同年）才被人为地划了出去，至今也只有60多年。

洛阳本为夏、商、周三代王畿，秦、西汉时郡治，东汉、曹魏、西晋、北魏、隋、唐（含武周）、后梁、后唐、后晋之都，北宋西京，金代中京。元代置河南府，下领一州（陕州，治所在今三门峡市）十二县（洛阳县、偃师县、宜阳县、永宁县、孟津县、新安县、巩县、登封县、灵宝县、阌乡县、陕县、渑池县）；明置河南府，下辖一州十三县（在元代辖境上增加嵩县）；清置河南府，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后下辖十县（洛阳县、偃师县、孟津县、巩县、登封县、渑池县、新安县、宜阳县、永宁县、嵩县）；民国时期置河洛道，下领十九县（洛阳县、偃师县、孟津县、新安县、渑池县、陕县、灵宝县、阌乡县、卢氏县、宜阳县、洛宁县、临汝县、郏县、宝丰县、鲁山县、巩县、登封县、嵩县、伊阳县）。

河南府的核心部位，即洛阳平原及周边地区。洛阳平原主要在今天的洛阳市、偃师市，也涉及巩义市、孟津县一部分，总面积约700平方公里。古代所谓“天下之中”，所称“中国”，都指这一带，也称“中土”或“土中”，是“中原”的核心地区。《大报河》的文章认为“嵩洛是诞生中国思想的圣地”，是非常有道理的。

嵩山为什么称“中岳”？司马迁说：“昔三代之居，皆在河洛之间（指洛阳平原及周边一带），故嵩高为中岳，而四岳各如其方。”

登封为什么称“登封”？万岁通天元年（696年），武则天由神都洛阳出发，登中岳封禅，改元万岁登封，改嵩阳县为登封县。

明代河南知府虞廷玺，不仅曾给巩义慈云寺撰写碑文，他和白马也颇为有缘。

今白马寺山门外东南不远处，保存有唐代名相狄仁杰墓。早在宋代大观元年（1107年），龙图阁大学士、留守范致虚曾为狄仁杰建祠、刻石、表墓；元代，安抚使完颜纲曾赋诗歌咏之。这首诗刻在狄仁杰墓神道碑前的一块小石碣上。明代河南省幕金养晦见到小石碣，“慨然以悲”，又“賡前韵”作“四绝”二首。后河南知府虞廷玺辗转得知此事，因他自己是“予牧是邦”的“行政长官”，故“惭而弗宁”，遂“和诗”一首，并于天顺三年（1459年）立碑刻诗。
   

虞廷玺的“和诗”如下：

牝鸡司祸国难留，
    阁老孤忠为国谋；
    今日荒坟临古寺，
    西风落叶使人愁。

虞廷玺还专门为他此次“重刻狄梁公墓道诗”作了“序”。开头几句曰：

“洛阳之东，去府治三十里，有故金墉城在。昔汉明帝始建白马寺，寺东百余步，则唐宰相狄文惠公墓存焉。……”

你看，这位河南府的“行政长官”，其观点本来是十分明确的，不管是这里的“序”，还是慈云寺的碑文，都是说汉明帝时“始建”（慈云寺碑为“始创”）白马寺，而不是别的什么寺。而且在他抱着极大热情、盛赞南宗顺、慈云寺的碑文中，既未称慈云寺为“祖庭”，也未称慈云寺为“释源”，更未称这位“不多让”庐山远公、少室达摩、南海大颠的南宗顺为“释源宗主”或“释源住持”。即他不认为慈云寺是“释源”、“祖庭”，也不认为南宗顺是“释源宗主”或“释源住持”，这便是这位“行政长官”的观点。

五、关于临济宗、临济祖庭

中国佛教发展到隋唐时期，逐渐形成了八大宗派，即三论宗、净土宗、律宗、法相宗、密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。

禅宗推菩提达摩为初祖，下传二祖慧可、三祖僧璨、四祖道信、五祖弘忍，弘忍门下分为北宗神秀、南宗慧能二派。后南宗经神会弘扬成为禅宗正系，慧能被推为六祖。慧能门下，又分为南岳怀让、青原行思二系。

再后来，南岳怀让一系又分为沩仰、临济二派；青原行思一系下又分为曹洞、云门、法眼三派，世称“五家”。临济宗传至北宋石霜楚圆门下，又分为黄龙慧南、杨歧方会两派，合称“五家七宗”。学术界一般认为，自南宋以后，只有临济、曹洞两家流行，余皆不传。

临济宗，本禅宗“五家”之一，由慧能下第六代、唐代高僧义玄所创。义玄住镇州（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宗县）临济院，故本宗称临济宗，开山祖师为义玄，临济院为“临济祖庭”。

据有关资料所示，其它可称为临济祖庭者有：江西宁州黄龙院（临济八世慧南）、江西萍乡普通禅院（临济八世方会）、江苏苏州云岩寺（临济杨歧五世绍隆）、浙江杭县径山寺（杨歧五世宗皋）、福建福清万福寺（义玄之师希运）、江苏镇江金山寺等。就我所见资料而言，临济祖庭中，没有巩义青龙山慈云寺。而这些资料还是相当有权威性的。

禅宗、临济宗师承关系颇为复杂。自慧能传怀让、怀让传马祖道一、马祖道一传百丈怀海、百丈怀海传黄檗希远、黄檗希远传临济义玄。

义玄创临济宗，之下二十五世有：东明海舟永慈禅师、突空智板禅师、五台月山智胜禅师、西蜀大随智潮禅师、庐山赤叚封智素禅师、庐山天池智光禅师等。就我所见资料而言，临济二十五祖中没有巩义慈云寺“南宗顺”。同样这些资料也是相当有权威性的。退一步讲，即便有些材料（或碑文提到了）二十五祖南宗顺，那也只不过是众多的“二十五祖”正宗之一，他既不是“领军僧”，更不是唯一的二十五祖僧。如果一定要把南宗顺称为“祖师”，把慈云寺称为“临济祖庭”的话，不管是明代人还是今人，那也只能是众多的“二十五”祖之一、众多的“临济祖庭”之一，在“末法时代”“重整山河”中的作用都只能是有限的。

从有关资料看，南宗顺之外的“二十五”祖都在“重整山河”中发挥了较之南宗顺重要得多的作用，而他们都没有把“果然是祖庭”的慈云寺作为“最佳承托”。

还有，摄摩腾、竺法兰“谁高谁强”？如果真要这样对比的话，还属摄摩腾(而不是竺法兰)高、强！因为抛开一千多年的古代资料不说，单看大河报提及的《青龙山慈云寺五十三峰圣境之图》就发现，慈云寺并非“特立独行”，而依然是将摄摩腾刻在上位、尊位。

摄摩腾、竺法兰都可称“三藏”，而不是像《大河报》所说的只有摄摩腾称“三藏”。清代风穴寺、白马寺住持如琇曰：“继席风穴，躬览佛藏，得是记，喜出望外……”他所得的《记》中说：“已巳之岁，二月八日，孝明皇帝驾幸鸿胪卿寺，谒二三藏……”“二三藏，即二位三藏，即指摄摩腾、竺法兰二高僧。

“竺法兰又名慈云和尚”，古今文献无此一说，除了“大河报”文章的“推论”之外。如南宗顺所说“前代碑额常赞慈云和尚开此道场”无误，则慈云和尚当另有其人。一旦我们搞清了这位慈云和尚的“行状”，慈云道场开创之谜将大白于天下，那将最终证明，所谓竺法兰、摩腾开创之说，只不过是南宗顺的“窃闻”罢了。

《大河报》文章中引南宗顺所撰《青龙山重修慈云寺碑铭》说：“窃闻古刹慈云寺，乃释源大白马寺。慈云古道场，自汉、唐、宋、元敕建重修……”元、明两代，洛阳白马寺是驰名全国的大寺院，更是河南府代表性的寺院，而且两代都称“大白马寺”。慈云寺就在河南府境内，南宗顺不会不知道府治所在地的洛阳大白马寺（就像今天汝州风穴寺的住持一定知道洛阳白马寺、中岳少林寺、开封相国寺那样），试想，他能这么轻松地避开洛阳大白马寺，而称“窃闻古刹慈云寺，乃释源大白马寺”吗？其实这段碑文应这样标读：“窃闻古刹慈云寺，乃释源大白马寺慈云古道场，自汉、唐、宋、元敕建重修……”也只有这样断句，才能符合于南宗顺的本意和一般断句的语法规则，因此此处的“释源大白马寺”必指洛阳白马寺无疑。看来南宗顺“窃闻”的内容，不是用慈云寺“掀翻”白马寺，而是将慈云寺附丽于白马寺。把慈云寺列为白马寺“下属”的“慈云古道场”，那也会大大抬升慈云寺的地位。既然附丽于白马寺，于是慈云寺也就连带有了“释源”“祖庭”的资格。但南宗顺从不自称“释源宗主”或“释源住持”，这说明他还有点“自知之明”；别人也不称他为“释源宗主”或“释源住持”，因为“释源宗主”或“释源住持”只能在洛阳白马寺：除前已经提到元代皇帝赐封的四位“释源宗主”外，明代的“释源宗主”或“释源住持”是有严格排序的。

据《大河报》文章透露：慈云寺寺院的土地空间，方方正正，大约22亩。明代白马寺，占地一般都在60亩以上，几乎是慈云寺的3倍，慈云寺能称“大白马寺”吗？故南宗顺所谓“释源大白马寺”决不会是慈云寺。

附记：笔者因曾长期从事洛阳白马寺文物的保护工作，自《大河报》的文章刊出后，有一些读者便和笔者面谈或通过电话讨论此事，这便是笔者撰写此短文的动因。笔者曾参观过慈云寺，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但因笔者对慈云寺所知甚少，文中偏颇、错误之处，尚祈批评指正。